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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刘鹤“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将超预期”的说法?

字号+作者:老莫 来源:FT中文网 2018-01-29 15:50 我要评论()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将要在今年3月成为中国副总理的中共政治局成员、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倚重的智囊刘鹤,近日在“达沃斯论坛”向全球政经精英表示,中国准备'...

如何理解刘鹤“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将超预期”的说法?

将要在今年3月成为中国副总理的中共政治局成员、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倚重的智囊刘鹤,近日在“达沃斯论坛”向全球政经精英表示,中国准备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一些措施会超出国际社会预期。有鉴于中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有在国际场合表达立场或宣示政策的做法,可以认为刘鹤此番表态是要向国际社会释放安抚性的信号。

我在去年9月中共“十九大”召开前,曾撰文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走向做出三个趋势判断,其中之一即是认为,对经济的管制可能会比“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放松,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有所加快,经济增长会得到进一步重视。刘鹤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印证了我的判断。

刘的演讲是对“十九大”有关经济布局的进一步阐述,本身并没有多大新意,但基于其身份,其阐释还是值得全球投资界和分析师们注意。他说,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要实施好一个总的要求,一条主线,打好三大攻坚战。一个总的要求就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的要求来制定和展开。三大攻坚战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

关于改革开放,他表示,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

中国之所以要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推出“超预期”的改革开放举措,我在前述文章中指出了一个原因,即为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需要。中共十九大规划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即是在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达成此一目标,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消除贫困,此乃习近平将精准扶贫作为未来几年三大任务之一的原因。而在中国经济尚处于“L”形通道的背景下,要维持一定经济增速,必须向改革开放借力,通过再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刘鹤在演讲中也明确提到了这点,他的原话是,“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改革开放”。

我当时没有涉及外部因素,现在看来,如果今年中国推出的改革开放的一些举措确如刘鹤所言“超预期”,那么很可能是外部环境逼迫所致。这里的“外部环境”主要指的是美欧。近年来,美欧对中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深感失望,多有指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导致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中国全面打贸易战。此外,美国也在酝酿针对中国的“对等开放”法案: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开放到什么程度,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开放到同等程度,以逼使中国更大开放。假定该法案通过,很可能欧盟和日本也会效仿,从而对中国企业进入欧美市场将非常不利。早在几年前,中国就已成为一个资本输出的国家,相对来说,美欧成熟的市场和完善的法律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是有利的。因此,“对等开放”无疑对中国企业进入欧美会造成新的壁垒。这是很厉害的一招。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税改也会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刮起一场减税效应,这对中国也构成了一定挑战。上述外部环境将迫使中国不得不在改革与开放的力度和深度上下功夫,一些过去基于所谓国家安全理由(其实是因竞争力不高)而不开放的领域,将被迫向外资开放,除非中国准备打贸易战或者不进入对方的领域。刘鹤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也谈到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分别是金融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扩大进口。他还特别强调,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非常重要,应该说是感受到了此番压力。

刘鹤透露的信息自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也谈到今年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之所以决定在未来几年对改革开放提速,除上面谈到的原因外,也有着以下考虑:经过前五年的强力反腐和治党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形成了对改革的某种阻碍。客观而言,反腐和治党虽使政治变得“清明”,但也导致各级官员普遍的不作为,持有观望和等待心态,没有积极性,不敢主动去推进大胆的改革,生怕无意中触犯哪条戒律,从而缺乏中国早期改革的“闯劲”,这实际上是改革空转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改变此种状况,调动各级官员改革的积极性,反腐的强度和方式就须向常态转化。而在大规模的反腐后,习近平也基本肃清了反对势力,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去思考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有时间和空间去部署一些改革。

除了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的宣示外,一些迹象似乎已显示此轮改革开放可能正在启动。比如,去年末中国最高法院宣布对三起企业家案件进行再审,以落实对企业产权的保护,重振企业家信心;另外,中国政府亦宣布对外企用利润再投资免征所得税。

而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又发文将任免中央企业总经理的权力下放给企业董事会,可在以前,这是国资委的管辖权限。今年3月“两会”过后,中国政府应该会有更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举措出台。

国际社会对刘鹤透露的“超预期”改革开放措施应该给予鼓励,但也要明白,它们——假如有的话——只会限于经济方面,最多会部分涉及社会领域。政治则依然会了无生气,可能在某些局部和细节上有所改进,但在大的原则和敏感问题上,会进一步收紧,至少是维持现状。所以,乐观估计,未来几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可能从目前的“政左经左”重回江胡时代的“政左经右”。中国改革会再次陷入严重失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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